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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张珺 著 席煦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是无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那么，现代化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改革开放45年以来，在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中，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如果要在日常层面寻找一样最能体现和承载普罗大众现代化生活的物品，毫无疑问，“汽车”可以是一个当仁不让的答案。

作为现代工业技术的集大成者，汽车不仅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产物，是现代文明的“领先物”，而且也是“改变世界的机器”，是驶向高度现代化的先驱。只是，谁也没有料到，曾经汽车工业基础落后，且在制度上严厉抑制私人汽车消费的中国，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从一个熙熙攘攘的自行车大国，一跃成为与美国、日本等现代化国家一样的汽车大国，如今甚至在新能源汽车生产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汽车强国。毋庸置疑，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汽车社会，“机动车体制”似乎也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中轴原理”。而从中国老百姓对汽车消费由奢侈品到必需品的观念转变中，我们也看到了民生福祉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面。

那么，这一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汽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人们又是如何通过汽车来重构日常生活的？当《驶向现代性》一书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一下子重新激活了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时光仿佛回到16年前我在广州车展上做田野调查的情景之中。

一开始，我的眼里只有形形色色的车，而后，看到的是蠢蠢欲动的人，再然后，一张由国家、市场与社会交织在一起的大网朝我覆盖而来，我试图从中破茧而出，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的答案能否令人满意不得而知，但《驶向现代性》一书所揭示的答案，对我来说，既是那么的亲切、熟悉，又富有启迪。亲切的是，恰是在16年前那个初春的夜晚，本书作者张珺博士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的一次博士沙龙中，分享了她关于汽车的人类学研究，演讲题目的主标题正是“Driving toward Modernity”，这一标题她一直沿用到本书出版。富有启迪的是，尽管我们都是在10多年前开展同一主题的研究，但是，读到她的文字，特别是她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所呈现的案例分析与思考，让当下的我有拨云见日之感。

汽车是有社会生命的物品，但我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对汽车的研究从不止步于物和物的意义本身，而是透过私人汽车消费，来洞察国家与社会的变迁，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在生活方式、消费欲望、身份认同、身体流动、空间体验和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变革与重塑。可以说，汽车为我们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关系结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口。作者在国外从事研究，几乎每年都会回到珠三角跟进研究，剧烈的社会转型和持续的跟踪研究必然将不断重塑和推进作者的分析重点，进而在东西方生活经验的观照中产生更具震撼性的见解。

任何一个对我们这个时代滚滚巨变感兴趣的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都会从中获得启发，毕竟当前我们都生活在作者所说的“机动车体制”之中，巨大的流动性正在冲击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不仅如此，“本书通过仔细分析物理上的移动和社会流动性如何相互交织作用，描绘出了一幅更加细致入微的图景，展示了中国这场伟大变革的连续性，还有变革过程中的结构性和自主性的辩证关系”。当我读罢掩卷细想，的确感受到了作者的这一用心，在本书中，不管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理论主旨，还是在案例故事中详尽铺开的民族志方法，都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这场伟大变革”的关注与思考，尤其是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深入剖析，通过揭示轿车与中产阶级相互缠绕的关系，清晰勾勒了新社会阶层的面貌，阐述了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复杂性。在这里面，既可以看到一个潜藏在学理之中的人类学叙述框架，又可以看到一个学者对现实生活变迁的关怀与洞察。

这种关怀，蕴含在作者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刻画之中，是透过机动车体制对当代中产阶级生活状态进行鞭辟入里的考察。作者在书中分析了中产阶级如何寻求并建立信任，如何与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如何在家庭用车中践行传统孝道，如何重构汽车碰撞出的空间秩序，以及“吉祥车牌”的意义解构和中产阶级对泊车问题的协商与抗争等。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色彩斑斓且复杂多样的现代性生活体验，其中不免也夹杂着默顿所说的“好恶交织”的现代性体验。而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但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由此，自然而然引起了我对正在试图统治我们的机动车体制的疑虑：我们究竟是要“驶向”现代性，还是要“驶离”现代性？

（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消费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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